所有的擁抱終止以前，所有的季節終結以後。

　　　　　　　　　　　　　　　　　　　沈眠／寫

　　在黑灰色的時代裡，只有黑灰色的詩才能夠更接近詩吧。

　　因此，《暴民之歌》的書封表皮就走向黑（夜）加灰（燼）的黯然失魂設計，自然無須意外。對照鴻鴻前兩本詩集，白色輕巧的《女孩馬力与壁拔少年》、厚紙土黃的《仁愛路犁田》，《暴民之歌》顯然一路走向了暗夜之中，毫無意願回頭。

　　對我來說，這是一部公民性全然壓倒詩人性的詩集，裡面幾乎全是有用的詩歌（意在於使詩歌有用實用）。相較於前兩本現實面向與抒情用途達到平衡和諧，這一次的《暴民之歌》，鴻鴻筆力全開，對情感狀態的細膩觀察與私密貼近可以說是除之務盡，如前兩本詩集收錄的〈有時候〉、〈陽台外的手〉、〈事與願違〉、〈愛情是虛幻的〉、〈不要再對我打槍〉、〈阿米〉、〈女孩馬力〉、〈壁拔少年〉那般神祕美麗得教我讚嘆迷離的詩，在《暴民之歌》全然不得見，勉強給我一點點悸動感的只有唯二兩首〈另一個故鄉〉、〈廁中讀木心《文學回憶錄》〉。

　　這兩、三年來島國出現了一大票功能性詩歌（主要就是鴻鴻領軍、創辦的《衛生紙＋》帶起的風潮），《暴民之歌》無疑就是其中最好的典範。鴻鴻身為詩人，對現實的毫無著力之處，對詩歌的無用武之地，他的懊惱、焦慮、忿怒和恨不得鐵立馬成鋼最好還要立地成佛否則什麼都來不及的急迫感，皆透過此部詩集完整地表現出來──

　　他將無用的詩歌武裝起來，成為他最擅長且最有作用力的絕色兵器。

　　詩人在當代社會裡究竟該扮演什麼樣的位置，能夠施展什麼樣的力量呢？對現實環境的無力感促使鴻鴻心心意意於推進詩歌從無功能性轉向非但要入世還得具備手術刀割瘤效能的大機能。

　　當然了，詩歌可以是關心現實的東西，詩歌當然可以是有用的。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質疑過《一九八四》其實大可不必以小說的方法寫出，它如果是一篇散文、議論搞不好效力還要更強。我對詩歌介入現實究竟有否實效一直是存疑的。不過，話說回來了，以詩為志業為手藝的詩人就算明明知曉某些話語、聲音經由別的形式形狀能夠更有效展示，但有什麼理由他不能用自己最喜歡最在乎的載體去顯露？這不是很自然、合乎情理的事嗎？

　　然而，我又無法不這麼想：詩歌難道不應該更是關心詩歌的東西嗎？

　　比詩更重要的東西，除了是詩，還能是什麼？

　　我的周圍充斥著對文學、詩歌有陌生感或無感的人，他們相信政論或名嘴的程度和意願遠遠大於書寫太多，隨便一個樂團唱一首歌吧或者某名婦人某個學生流下眼淚聲嘶力竭的控訴，都遠比詩歌更能說服他們，更能使他們激勵起來──

　　對他們來說，詩歌真的有用嗎？詩歌真的可以從無用之地代換為可用武裝之地，讓更多的人覺醒嗎？當鴻鴻到立法院外讀著〈暴民之歌〉給學生聽，他們真的感動了嗎──不，他們應該是感動的無庸置疑，當時的任何一種支持對趨於弱勢孤單的他們來說心中都必然要湧起深刻暖流。但對於詩歌的認識又如何呢？他們會重新去定義詩歌，願意去明白更多詩歌的當前和演化？他們感動的到底是感動，還是詩歌？

　　對此，我一直非常困惑。非常的。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敬佩鴻鴻使用詩歌為器皿承載現實之血的硬作法，但作為一個持續關心現代詩歌進化的閱讀者來說，我又很憂鬱於鴻鴻對其詩歌某些驚奇透明詩質的撤銷。他真的是走入土裡，走入清晰的暗夜盡頭，盡力於平凡日常，以自己的詩歌為燈火，想要使一切被黑掉的都能通體明亮。唯那些夜裡原來就有、始終都有的無法直言、只能迂迴繞進的大霧瀰漫與神祕黑暗事物又該去哪裡、由誰指認呢？

　　鴻鴻以詩歌想像力照亮島國人所處的嚴苛慘烈現實，《暴民之歌》有的是對現實世界充滿想像力的詩歌，是的，鴻鴻的詩也許正普照台灣，但卻不是對詩歌的本身有想像力，他並沒有照亮詩歌的技藝──他應該也已經不想不願想抑或說被可悲的現狀逼得不可能再想了吧。鴻鴻極度自覺的立場是如此這般的清晰清醒，以致於他的詩歌一派功能性與現實感至上的堅決模樣。而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他能夠這麼相信詩歌的機能性在一般人心底必然會激起產生效應，或許真的是一種幸福吧，他對文學不能自命清高、不能遁世可以有更多介入與干擾之能之作為的信仰，也真的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能力。而那些的確是我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