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三 一六，午後，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名目是「2008國際劇場藝術節」。上演的是【創作社】製作，王嘉明導演，戈爾德思的《R.Z.》。演員計有蔡雅婷、梁菲倚、吳維緯、Fa。大抵是幾月前（10/27）觀賞的《殘， 。》的班底。
戲劇院的裝修像是不會有完了的一天。
實驗劇場的入口處也更動了。
但風和日麗啊，這一天。
兩點半進場。
簡單來說，是一個弒父的殺人犯Roberto Zucco逃亡的故事。而這逃亡卻像是一條暴風，動盪了其他人與家庭的存在，颳壞著且破敗的效應一路擴散開來，指涉著人的虛無本體。
情節的基本構成來說，似乎都是極為印象式的，彷彿意圖切割個體的內在與外在群聚的分別性與距離感。那種無可依歸、無路可出的徬徨，以及隨後而來的難以收納的暴怒，全都轟進了對人的本位的認知。R.Z.的逃亡牽動了許多人（不消說逃亡前後親手殺去的父母），特別是把貞操交給了他的女孩（而失去了貞操的她被兄長當作物品賣掉），以及被劫持且兒子被他殺死的貴婦。這之中猶如連鎖暴露，透過殺人犯的潛匿，暴露了與之相關的家庭、社會、人性等等諸多陰暗的風景。
蔡雅婷詮釋的女孩，像是隻鴿子，彷彿伸手一掐就會毀損的柔弱，很是鮮明。R.Z.與她躲在桌底下、黑暗中的一場戲，那天真與抑鬱同等緊繃的情景──只有小小的一盞燈，撫照兩人──彷彿幾乎無法保有的微光，幼弱的、隨時都可棄置的，被強大的全面性的幽黯壓制住。於是她只能反覆、反覆地跟R.Z.說她把她交給了他，是他的，再也不是別人的。居然也只能這樣了的語氣，好落寞、好落寞，宛若她真正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事，不過是如此。
有兩處場景，最惹默的在意。公園與地下鐵的兩幕戲，辛辣而悲愴。公園處，殺人犯為了車子（還斤斤計較是什麼車款）架住了貴婦並要求她交出鑰匙，旁邊還有個婦人的兒子。一番舌槍唇戰後，幾具舞台燈被移進道具圍城的邊緣，強烈地探照場內，且竊竊私語起來（將道具充當人類使用的物件屬性大翻轉在本劇是有趣的常態）。而就在那種愈發緊張的情勢之中，R.Z.開槍殺了並不抵抗的小孩。默總因而想起卡繆筆下的那個為了肆爛的陽光而槍殺人的男子，以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裡大水淹城顧著在這岸照顧妓女而罔顧彼岸瘋狂游來的妻子的丈夫。存在的本身，是否真的能夠以所謂的意義來解讀並徹底封鎖呢？
犯罪從來是群體公約（或者掌握詮釋權的權力者的判定），而個體被置於其中，沒來由的必須接受一切，包括懲罰，或者說就是懲罰，只剩下懲罰（像不像那個著名被關在籠子裡的猴群為了綁在電欄上的香蕉而教訓痛毆單一猴子的實驗！）。其它的似乎只是體制的推動與實踐問題，無論合不合理、有沒有因時制宜（看看Dennis Lehane的《再見寶貝，再見》派崔克下的最後決定：把一個快樂的被收養的小孩從幸福的關注中送回習慣輕忽她的原生母親，只因為那是所謂的合法！）。在本劇，可以看見R.Z.最後的自問：殺自己的父母不行嗎？同樣是殺戮，怎麼殺雙親比殺別人的還更罪可不恕？他並沒有要殺別人啊…彷彿裁除的是他自己的所有物，這可真是有趣而荒涼的質疑，完全背反了人類道德基準，試著提出根本性的窘困：何以同樣是殺人，卻還有容納被譴責的深淺的空間？幾乎是靠著殺戮建立起文明的大殿堂的人們，為何能夠那麼輕率的就深信了什麼就是好的善良的、什麼是壞的不可饒恕的這樣子的價值判斷？
小說《德語課》裡經由一名鄉村警察對責任的執行（當時納粹的正確觀，他徹底的監視他的好友是否有從事任何繪畫的動作），對照著自由與獨立思維的畫家，以及更重要的記述者（警察之子）對監察所產生的恐懼與敵對的心理病徵（將畫家的畫作私藏起來，避免被其父燒毀）──正義與罪罰的關係豈不從來模糊且意義不明？村上春樹曾在某部隨筆中提到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理應提供讓不想待在其體制裡的逃遁的可能性（比如他老兄就去開了家爵士酒吧）。而時至今日那應當散發最後一絲光亮的可能性，似乎愈來愈緊縮（不遵照社會公設，就必必然的是失敗、是窩囊廢，難以容許的；但好在社會有其自動擴展的機制，例如宅男對某領域的專精性，正慢慢地被注重著）。說到底，怪物總是從內部培植出來的；當系統陷入僵化時，真正的恐怖自然而然會以異化的姿態再現的吧…而這豈非就是《R.Z.》劇中看守牢獄的人與殺人犯都絲襪套頭、面目模糊的活著的原因？或者更涉及了當代社會動輒有人拿刀耍槍的只因所謂的不順眼？而在那麼淺薄的理由（姑且相信語言以及媒體企圖傳達的意義）之後，是否有著更多爆發的狂暴的已然接近死去的靈魂？
他到底要去哪裡呢？既然認為不會有出口，卻又一再地攀附在屋頂上，意圖向太陽而去──往太陽裡逃（為了焚燒嗎？）。難道這不是某種對制度的叛逃！難道這不是為了想要追尋而陷入瘋狂的墜落！而更緊要的，恐怕他還是有著想到哪裡去的信念吧…藝術似乎一直企圖從人們的共同認知中叛逃出來，將某些更本質的存有（不論陰暗與否，而這可無關於好壞啊）透析出來，讓美麗的（包含醜陋）純真的（包含世故），重新回到生命裡，讓「活」是「充滿意志的活」。而正因為有這些野性的東西，我們不纔能把自己安置在抑鬱的生活之中！一如文本的處理：在屋頂處逃獄，也因屋頂而墜落，人們是否也總是站在自己以為安穩但其實隨都將敗損的屋頂上？從屋頂墜落後，再出現的R.Z.卻是跟個老人在地下鐵說著安安穩穩的看不見的人們的生活。那之中有份悲涼，關於從來不被看見，想被看見，想被認知到的心願與歔嘆──而這悲劇是否真能給一塊柔軟的思緒，去理解那些背反光亮者的內心？
本劇形式上的獨異之處，即在《殘， 。》中展現的驚人對置，再度登場，連語言以及聲音的本身也都被暴虐的處理了，倒數第二場最後的尖叫聲簡直讓人無法承負。大量的語言交錯置換的聲音場景（簡直是在耳中輪撥的快速剪輯，各國語言在空間穿梭且隨意切換）更是充滿意圖。想起好萊塢電影《火線交錯/Babel》或者小說《巴別塔之犬》都在反省語言的同質與異質，探索人類的某些根砥，指向著悲憐。導演王嘉明也企圖經由置換、對調、交涉的手法，將語言這種共同基礎予以切割、凌亂、變化，甚至連舞台物件的重組也一併運用上了（三個大道具不斷組合出新的樣貌指涉新的場景），並且字幕機還在全黑的場子裡代替演員擔任著獨白的角色，閃爍如鮮血的紅看來是怵目驚心的血淋淋的控訴；這是一場將字幕機的功能性完全顯露的劇，除了道具，更是演員，這種將物件扭轉且安置到人的內心裡頭的設置，實在卓越。
導演透過物件與空間的關係，演繹了語言與人類、個體與制度的荒謬與悲慘：所謂的逃亡似乎不過是從一處監獄移到另一處，真是費力又徒勞的移動，終歸還是要墜落的。而在這樣的氣氛裡，卻有一抹哀憐的氣味在。猶若舞台左方時鐘上指向的時間，由始至終都是停止的。但像是不會結束又自動展演的人物與事件，卻不停、不停的氾濫下去，像是無形的水正在捲走一切。在時間之中的人們，總是這樣子不停、不停的展演著狂亂的叛逃與生命的墜落啊！
名目是「2008國際劇場藝術節」。上演的是【創作社】製作，王嘉明導演，戈爾德思的《R.Z.》。演員計有蔡雅婷、梁菲倚、吳維緯、Fa。大抵是幾月前（10/27）觀賞的《殘， 。》的班底。
戲劇院的裝修像是不會有完了的一天。
實驗劇場的入口處也更動了。
但風和日麗啊，這一天。
兩點半進場。
簡單來說，是一個弒父的殺人犯Roberto Zucco逃亡的故事。而這逃亡卻像是一條暴風，動盪了其他人與家庭的存在，颳壞著且破敗的效應一路擴散開來，指涉著人的虛無本體。
情節的基本構成來說，似乎都是極為印象式的，彷彿意圖切割個體的內在與外在群聚的分別性與距離感。那種無可依歸、無路可出的徬徨，以及隨後而來的難以收納的暴怒，全都轟進了對人的本位的認知。R.Z.的逃亡牽動了許多人（不消說逃亡前後親手殺去的父母），特別是把貞操交給了他的女孩（而失去了貞操的她被兄長當作物品賣掉），以及被劫持且兒子被他殺死的貴婦。這之中猶如連鎖暴露，透過殺人犯的潛匿，暴露了與之相關的家庭、社會、人性等等諸多陰暗的風景。
蔡雅婷詮釋的女孩，像是隻鴿子，彷彿伸手一掐就會毀損的柔弱，很是鮮明。R.Z.與她躲在桌底下、黑暗中的一場戲，那天真與抑鬱同等緊繃的情景──只有小小的一盞燈，撫照兩人──彷彿幾乎無法保有的微光，幼弱的、隨時都可棄置的，被強大的全面性的幽黯壓制住。於是她只能反覆、反覆地跟R.Z.說她把她交給了他，是他的，再也不是別人的。居然也只能這樣了的語氣，好落寞、好落寞，宛若她真正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事，不過是如此。
有兩處場景，最惹默的在意。公園與地下鐵的兩幕戲，辛辣而悲愴。公園處，殺人犯為了車子（還斤斤計較是什麼車款）架住了貴婦並要求她交出鑰匙，旁邊還有個婦人的兒子。一番舌槍唇戰後，幾具舞台燈被移進道具圍城的邊緣，強烈地探照場內，且竊竊私語起來（將道具充當人類使用的物件屬性大翻轉在本劇是有趣的常態）。而就在那種愈發緊張的情勢之中，R.Z.開槍殺了並不抵抗的小孩。默總因而想起卡繆筆下的那個為了肆爛的陽光而槍殺人的男子，以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裡大水淹城顧著在這岸照顧妓女而罔顧彼岸瘋狂游來的妻子的丈夫。存在的本身，是否真的能夠以所謂的意義來解讀並徹底封鎖呢？
犯罪從來是群體公約（或者掌握詮釋權的權力者的判定），而個體被置於其中，沒來由的必須接受一切，包括懲罰，或者說就是懲罰，只剩下懲罰（像不像那個著名被關在籠子裡的猴群為了綁在電欄上的香蕉而教訓痛毆單一猴子的實驗！）。其它的似乎只是體制的推動與實踐問題，無論合不合理、有沒有因時制宜（看看Dennis Lehane的《再見寶貝，再見》派崔克下的最後決定：把一個快樂的被收養的小孩從幸福的關注中送回習慣輕忽她的原生母親，只因為那是所謂的合法！）。在本劇，可以看見R.Z.最後的自問：殺自己的父母不行嗎？同樣是殺戮，怎麼殺雙親比殺別人的還更罪可不恕？他並沒有要殺別人啊…彷彿裁除的是他自己的所有物，這可真是有趣而荒涼的質疑，完全背反了人類道德基準，試著提出根本性的窘困：何以同樣是殺人，卻還有容納被譴責的深淺的空間？幾乎是靠著殺戮建立起文明的大殿堂的人們，為何能夠那麼輕率的就深信了什麼就是好的善良的、什麼是壞的不可饒恕的這樣子的價值判斷？
小說《德語課》裡經由一名鄉村警察對責任的執行（當時納粹的正確觀，他徹底的監視他的好友是否有從事任何繪畫的動作），對照著自由與獨立思維的畫家，以及更重要的記述者（警察之子）對監察所產生的恐懼與敵對的心理病徵（將畫家的畫作私藏起來，避免被其父燒毀）──正義與罪罰的關係豈不從來模糊且意義不明？村上春樹曾在某部隨筆中提到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理應提供讓不想待在其體制裡的逃遁的可能性（比如他老兄就去開了家爵士酒吧）。而時至今日那應當散發最後一絲光亮的可能性，似乎愈來愈緊縮（不遵照社會公設，就必必然的是失敗、是窩囊廢，難以容許的；但好在社會有其自動擴展的機制，例如宅男對某領域的專精性，正慢慢地被注重著）。說到底，怪物總是從內部培植出來的；當系統陷入僵化時，真正的恐怖自然而然會以異化的姿態再現的吧…而這豈非就是《R.Z.》劇中看守牢獄的人與殺人犯都絲襪套頭、面目模糊的活著的原因？或者更涉及了當代社會動輒有人拿刀耍槍的只因所謂的不順眼？而在那麼淺薄的理由（姑且相信語言以及媒體企圖傳達的意義）之後，是否有著更多爆發的狂暴的已然接近死去的靈魂？
他到底要去哪裡呢？既然認為不會有出口，卻又一再地攀附在屋頂上，意圖向太陽而去──往太陽裡逃（為了焚燒嗎？）。難道這不是某種對制度的叛逃！難道這不是為了想要追尋而陷入瘋狂的墜落！而更緊要的，恐怕他還是有著想到哪裡去的信念吧…藝術似乎一直企圖從人們的共同認知中叛逃出來，將某些更本質的存有（不論陰暗與否，而這可無關於好壞啊）透析出來，讓美麗的（包含醜陋）純真的（包含世故），重新回到生命裡，讓「活」是「充滿意志的活」。而正因為有這些野性的東西，我們不纔能把自己安置在抑鬱的生活之中！一如文本的處理：在屋頂處逃獄，也因屋頂而墜落，人們是否也總是站在自己以為安穩但其實隨都將敗損的屋頂上？從屋頂墜落後，再出現的R.Z.卻是跟個老人在地下鐵說著安安穩穩的看不見的人們的生活。那之中有份悲涼，關於從來不被看見，想被看見，想被認知到的心願與歔嘆──而這悲劇是否真能給一塊柔軟的思緒，去理解那些背反光亮者的內心？
本劇形式上的獨異之處，即在《殘， 。》中展現的驚人對置，再度登場，連語言以及聲音的本身也都被暴虐的處理了，倒數第二場最後的尖叫聲簡直讓人無法承負。大量的語言交錯置換的聲音場景（簡直是在耳中輪撥的快速剪輯，各國語言在空間穿梭且隨意切換）更是充滿意圖。想起好萊塢電影《火線交錯/Babel》或者小說《巴別塔之犬》都在反省語言的同質與異質，探索人類的某些根砥，指向著悲憐。導演王嘉明也企圖經由置換、對調、交涉的手法，將語言這種共同基礎予以切割、凌亂、變化，甚至連舞台物件的重組也一併運用上了（三個大道具不斷組合出新的樣貌指涉新的場景），並且字幕機還在全黑的場子裡代替演員擔任著獨白的角色，閃爍如鮮血的紅看來是怵目驚心的血淋淋的控訴；這是一場將字幕機的功能性完全顯露的劇，除了道具，更是演員，這種將物件扭轉且安置到人的內心裡頭的設置，實在卓越。
導演透過物件與空間的關係，演繹了語言與人類、個體與制度的荒謬與悲慘：所謂的逃亡似乎不過是從一處監獄移到另一處，真是費力又徒勞的移動，終歸還是要墜落的。而在這樣的氣氛裡，卻有一抹哀憐的氣味在。猶若舞台左方時鐘上指向的時間，由始至終都是停止的。但像是不會結束又自動展演的人物與事件，卻不停、不停的氾濫下去，像是無形的水正在捲走一切。在時間之中的人們，總是這樣子不停、不停的展演著狂亂的叛逃與生命的墜落啊！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