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大春《我妹妹》（印刻）裡突然地像是撞見了某種起點似的東西。那種編補、撰述和扭轉故事而產生身世的書寫，豈不是駱以軍私書寫的來源？一再一再地變造別人的身世而極極趨近於書寫者的內在的作法豈不是駱以軍在《西夏旅館》（印刻）以前慣有的姿態？甚至將《我妹妹》與駱以軍的《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印刻）並列來讀也不為過的，不是嗎？即便張大春處理的是那時的九０年代，而駱以軍處理的是毀壞的島國未來（當然駱以軍更進一步地竄奪了其子的聲音，並且總在每一章節的最後以人物怪異的變形作結）。然則兩人透過書寫他者以逼近一時代或自我深處（同時也是人性深處）的企圖卻重疊著。
默認為此一敘事技法仍舊是把自己作為一投影穩穩當當地藏入隱約處。駱以軍在《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中進行擾亂或者干預的記憶填充術其實何嘗不是自我形象的解剖與預先塑造（讀完後，難道妳不能同步在腦海中捏出一易怒、胖大的父親行影）？而張大春的「我妹妹」難道不是作為他的一觀察視野而銳利卻又帶點輕微迷茫地劃過騷亂的九０（以「我妹妹」的墮胎事件為軸，帶出了父親的外遇事件還有母親瘋狂以及爺爺的聖經故事父權全然的羞辱和奶奶料理的神奇記述──這種種的印象風景豈不是最後都逼回了主述者的目光，揭示了他對那個時代與其自身的強烈逼問）？
默感興趣的部分卻不是在「我妹妹」身上。而是主述者。尤其是他對書寫的追問：「我何嘗『創作』過什麼？我只是把貧乏生活裡的一點點這個加上一點點那個………那些透過改頭換面、東割西補的手術被我編織在許多作品之中的角色，我恨他們嗎？我支解他們、凌遲他們再拼湊他們──難道這就是我治療自己的全部意義嗎？」這把當代島國書寫者的面目（或者說書寫的本身）狠狠地刮了一頓。究竟書寫的意義（請原諒默仍然無法果敢而凝實地說「創作」二字）為何？無論是在個人的意義上或者群體的意義上！
對周遭事物的「加工」一直是書寫者最好的出發點。但編造（無論是加或減）了什麼卻隱隱含有一訊息：暴露事物的原本模樣或者將對事物的本源的期許暴露出來。這暴露難免暴力難免殘忍。張大春的主述者對女性的姿態還有他的父親他的爺爺（三男三女的性別家庭結構），都無可避免的顯露出雄性的「主制」。而奶奶、媽媽和妹妹，這三個女人卻是以無聲者、瘋子和墮胎者的面貌現身於文本。
《我妹妹》中默最喜歡的〈我們剩下軀殼〉（還有〈笑的甦醒〉兩章節，或我們也可以說是短篇小說）裡頭這麼寫著：「我們在變換著一切的同時也發現一種變換不去的感覺一直隱伏在我們變換不了的體內：恐懼；我們都在恐懼著我們那太容易厭倦和被厭倦的軀殼。」、「厭倦與被厭倦，恐懼厭倦和恐懼被厭倦；主動與被動，恐懼著主動也恐懼著被動。這些也都成為例行的儀式。當一切無法變換也無法被變換的時候，我們祇有另外找一個軀殼。」
主述者是無愛的。他對身體或者愛情的探索都是空無一物的。像是無有孕育、無有核心。不再是身體，而僅止於軀殼。只是軀殼。體內空無一物。軀殼（妹妹的墮胎，空幽幽的子宮，還有主述者甚至看不出有愛情的口吻的諸多性的體驗，都不斷地迴結與此）是書寫者最沉痛的辨明。他理解了愛情以外的東西：「我不肯向我妹妹承認我的性經驗其實也並非因為它污衊了我的愛情，而是我根本沒有什麼可污衊的。」那同時也是生的之外：性慾的空虛場域。所以主述者回答他妹妹關於想不想要有一個像是他的小孩：「像我的話，就不要長大。」這真是對幸福肉体（愛情）與軀殼的極致而有力的控訴了。
而關於恐怖，《我妹妹》裡展示了一心理風景的極致恐怖，特別是在兩代父權的恐怖操弄（其實應該連主述者都算在內），那種極極陰冷而無所察覺的恐怖。爺爺以《聖經》對奶奶暗自進行的惡意鄙視，或者爸爸不停地對媽媽設計她是瘋狂的訴說（而這個行為導致的瘋狂效果在父親畫展那天，他們也在父親的外遇對象女畫家身上看見──看到女畫家東擦擦西擦擦與媽媽動作相仿的那一段，默的背脊整根凍結了，那裡頭的惡意何等強大卻又可以不引人注目）都在在指向了那些製造瘋狂者的訴說與權力。
並且攝影機和母親的崩潰都在同一天。那台攝影機記下了奶奶作菜的過程（換言之，這便等同於記下了奶奶那一代女人的訴說的能力）。並且主述者兄妹們還打算以之錄下他們父親的醜態。但那台V8攝影機壞了。跟在一起車禍現場拍下了死亡照片的母親一起「壞掉」了。張大春搬弄故事與隱喻的本領之高（以及物件與意義的潛在連結性上），在這裡可見一斑。特別是他又透過主述者不無懺悔之意的說：「我痛苦地發現『訴說』是一種可怖的能力。它能使事情的真相變清楚、也變模糊，變強、也變弱，變對、也變錯。」
書寫就指向了自身與他者，無論是誰，都像是在反饋自身。就像書中提到的那個故事一樣，一個國王和一百個王妃打賭，要不斷說故事直到每一王妃都睡著，這麼一來，他就可以長生不老，成為永恆的統治者，否則他就該讓位給未睡的王妃（《一千０一夜》的變形？）。說故事是書寫者最強大的權力。關於訴說的能力，小說中的爺爺、爸爸和主述者豈非都是國王？而那些變得靜默、無聲與墮落的女子（包括那個莉珍的哀求：「幫我寫一個故事，我的故事，好不好？然後我就可以死了。」）就全是睡去並讓渡了自身權利的王妃不是？
所以他說：「因為我不想讓她有太多關於自身情欲的醒覺。………我不要讓那些馬子們知道一點點省察自己情欲根源的方法，當她們一旦發現迷戀上某個男人的肉體可能來自她們本身靈智上的脆弱的時候，她們就會冷硬起來。讓她們嫉妒，讓她們瘋狂，讓她們比不快樂更不快樂一點。趁她們祇能以尷尬笑容面對尷尬處境的那一刻，停止她們的思考，讓她們沉沉的睡去。」
而那些聆聽之人就聽盡了聲音和聲音以內的事物。邪惡暗自竄流。我們這些聆聽著張大春說故事的人是否也睡了？是否也從未醒覺那個作為主述者的「我」的惡意其實未必小於他的爺爺、他的父親？或者是否我們也從不曾注意自身對周遭之人的任意支配與傷害？我們是否一如主述者的家族一樣的瘋狂？瘋狂真的能夠被終止？而我們是否曾經絕無閃躲地聆聽自己體內的瘋狂的聲音？
主述者終究藉由暴露完成了自我的譴責，同時也找到書寫的根源：「從我寫作之初大約已經學會這種切肉式的作法，把人們的經驗、話語、我的感受、幻覺和那些看來頗有智慧的知識攪和在一起，切切切，炒炒炒，端出了一盤隱藏了怒意與惡意的菜餚；一種葷食性的、絕對充滿嫉妒之情的聖餐。我不必說這是遺傳自我爺爺的烹調本能，它的起源還要早更多，可以追溯到宇宙初始。」這簡直挖到訴說之人的惡性最根處的部分。再也不會更多的了。
小說收尾在父親對在畫展公布自己墮胎還有母親瘋了的女兒：「你，瘋了？」
「我妹妹」怎麼說呢？是的，「那是遺傳。」她說。這遺傳的瘋便有了雙重性，既是陰性被迫害被引導被設計而成的瘋子狀態，並同時也是陽性的操作者的無限瘋狂。他們瘋狂的年代。而我們也瘋狂。一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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