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擁抱終止以前，所有的季節終結以後。

　　致我們一樣可悲的世界，我們一樣可憐的時代

　　這是禁忌的遊戲。遊戲是非常重要的，遊戲協助我們逃脫，它是一種偽裝成其他事物的狂歡，一種或者逃亡或者對決的速度，讓我們背棄普遍存在的群體（道德）原則（至於美麗溫柔與否，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讓我們回到更根源的地方，觀照人類自身的瘋狂與暴力。黃碧雲說，生存就是暴力──當然了，人類的存在最源頭處，就是以暴力對待自然，稍微成熟一點的文明，則會盡可能地與自然保持一微妙、具備彈性的關係，而非無限制地浪費資源，不過這樣的文明愈發少了，約莫所剩無幾，如今這什麼不好強調偏要走所謂全球化的世間啊，幾乎要成為文明統一化、與自然全面開戰的恐怖煉獄──遊戲以一種神經質的、反道德與制約的形態，告訴我們在體制的既定呈述以外的，另一種真相。

　　而遊戲是另一種制度與速度，玩的是另一種法則。遊戲的本身就是禁忌的，相對於正統、核心與殿堂，以及大眾（但這不就抵觸了國民戲院的國民二字嗎，或者我們可以想想，國民指的是哪一種國民？是島國的？還是電影國的？是習慣性停止思索的國民？還是願意持續而漫長的觀照人類之未來的國民？是不想被開發更深沉事物的國民？還是等待被更多厲害的人物開發新視野新觀點的國民？）。它幾乎承載了邪惡的意圖，它說的都是對現行文明與系統的忿怒與悲傷。不過也許還有那麼一點微小的、悲傷已極的慶幸：我們還有遊戲，還能間接地與禁忌周旋、挑戰。

　　比如《幹掉大老闆／Louise-Michel》，一個是兩光的、只會畫虎爛、連殺一條狗都下不了手的胖腫殺手Michel，另一個是看見電視上狐狸戴假髮瘋狂大笑的高大女性Louise，編導以冷異的視覺調度處理Louise如何不自在於群體間、且工廠無預警倒閉以後，她如何與莫名其妙在街上掉槍的Michel邂逅，進而委託他去暗殺大老闆，最後卻演變成一對性別對置的亡命鴛鴦大盜硠噹入獄等等離奇的境遇。老實說，很多地方都讓我無言的攤手，可笑性俯拾即是，但我就硬是有種憂鬱的感覺。編導的幽默其實是將殘酷以詼諧性的姿勢表現出來，更顯得生活裡面的一種日常性，特別是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隨處可見掏空案、資本家帶著大把大把的錢逃出境外、卻怎麼樣都無可奈何他們的詭異情況，不就是這乍看荒腔走板的影片最寫實的地方了嗎？

　　我們高喊正義，但正義卻是最無用的東西，它什麼都償付不了。於是，《幹掉大老闆》執行正義的方法，就是忿怒最直線前進的樣式了。這樣子千里迢迢地去殺大老闆（他們甚至因為沒有錢跨海殺人所以只能偷渡啊），去追查永無止境的繁密相扣的企業體，在這充滿著這怪物般世界的常態，兩人的行為簡直如同騎士一般，而委託Michel的Louise來到豪宅，再也忍耐不了的逕行下手，一直意圖找將死之人當替身殺手的Michel也終於開槍了（他們的忿怒在文本裡始終維持著乖誕的冰冷感），這是他們成為罪犯的證據，但同時也是他們以自己的手確保正義能夠延續、實踐的行動，而更妙的是他們的愛情也發生了，還在獄中產下一名小孩（至於是誰產下的，諸位若有興趣還是自己用眼睛去瞧瞧吧），這裡面的符號與象徵彼此轇轕，是十分有意思的。

　　而片中老闆一個比一個大，也一個比一個更豪華的景象，且到頭來兩人所殺的對象仍舊不是最大的那個，換言之這一場貧窮人的戰役，還要努力不懈啊（果然工作人員字幕播完後的一小段正要驗證此等悲傷論調）。我們目睹了當代文明對經濟價值的奇異包容力（有錢他就是天王老子），而在此價值之外的邊緣者（也就是絕大多數人，因為核心只被那些少數控制，包括那個不知道人人在紀念什麼鬼的哀鳳之父），卻是骯髒而應該被犧牲的。唯《幹掉大老闆》兩個人拼結起來的名字就是無政府主義者Louise-Michel，不正是編導的機巧與獨特的悲憫嗎？

　　看《我的美國舅舅／Mon oncle d’Amérique》，則又是另一種憂傷了，來自電影敘事藝術的前衛依依然前衛（前衛了幾十年）的尷尬處境。雷奈／Alain Rrsnais在1980年代拍攝的本片，在如今看來仍舊生猛的這一點，不就表示這些年來的電影發展，依然和三十年前沒什麼多大進步嗎？尤其是今年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的《永生樹／The Tree of Life》以許多宇宙洪荒的影像對應、解構一美國的家庭、父權與宗教價值的凌亂與暴力，其堆疊細節、充滿論述性口吻的技法，仍舊不被大眾接受，馬力克的二十一世紀電影與雷奈的八零年代相互呼應，獲得的評價卻是一致的詞語：前衛（好吧，我們得說大多數人甚至不用這兩個字，而是「看不懂」），這正是令我悲傷的點。

　　雷奈在《我的美國舅舅》採取了夾議夾敘的影像結構，有著很強的後設性和探索性，他一邊跳拍各種物件與動物、人類的圖像（同時進行了交錯出現的人物簡介，以類獨白的形式），一邊引渡著亨利․拉伯／Henri Laborit的論述與白老鼠實驗的紀錄性鏡頭，包含了拉伯說人有三種腦，爬蟲類的腦，情感（記憶）腦，還有腦皮質，同時他還談到人類的自我壓抑與殘害的問題，我們被社會規訓為某種特定的模樣，以適應群體生活，當內部的暴力無從宣洩時，它就會轉為在體內進行破壞，於是疾病就會到來，等等的行為與心理的研究理論。此同時，雷奈極其精巧地埋進一女兩男在愛情、事業與生活上的抉擇與痛苦的情節線，不只是拉伯論述的佐證而已，更是一種互文關係，於是這個文本就變成了一場認識與辯證，讓我們親眼目睹人類如何盲目地執行本能衝動、卻又被更大的群體制約主宰的境況。

　　雷奈精確地以議論以敘事的多重編織術，揭露了人類精神裡控制與反控制的存在機制，也就是文本一開始就提示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存在。」而對存在的任何解構，似乎都不過是微小的進展，始終無法提供一個明確答案。縱使到了如今，當年他們提出來的問題，現在還是一樣，毫無解決之道。往根源而去，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逆溯之旅啊。人類畢竟是充滿細節與朦朧之物，我們只能在隱約裡，在更多的辯證之中，反覆地認識自己。

　　而文本裡人物所重複提及的美國舅舅，具備遠方某種美好的言說氣氛，但就像片中集團的主事者說的，美國其實一點都不好。他方只是種幻覺（當然了再也沒有比人類更需要幻覺的物種了），生活永遠在這裡。於是我們看到了雷奈鏡頭下的角色，最後只能扭打在一塊兒（就像片中的實驗，兩隻老鼠在通電的牢籠裡彼此毆打而維持住生存的動力）或者選擇自殺，以及更多的物品與記憶重播著，哪裡都去不了，抵達不到。我們被困在此處，而此處就是我們的存在，無論我們願意與否，這裡，終歸是我們應該出發與總結的地方，沒有別的什麼了，我們只能思索我們已經存在的存在。

　　但存在的許多面向至今仍舊是禁忌，也就是說，被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賦予停止思索的狀態。這種停止是全面性的。大多數人都足以認識文字與閱讀，但卻寧可被人告知與引導，而不願意以自己的腦袋與生活作為一種思索的行動（因為這實在是自找麻煩的事啊）。可悲的世界，可憐的時代好像依舊。一些禁忌解除了，卻又更多的禁忌發生。這就是進步和文明嗎？或者，其實我們需要的從來都不是答案，而是去尋找答案的深沉與勇敢。而如果這些是缺乏的，那我們究竟要憑藉什麼而活？我們有什麼資格去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呢？答案依然深深地停擺在空無之中。而我們只能在禁忌中持續發現遊戲，在遊戲裡面挑戰禁忌了吧。至少還有這個。

　　　　　　　　　　　　　　　　　　　　　　　默

　　　　　　　　　　　　　　　　　　　　　　　　寫於100,10,26

　　──100/10/18，晚間七點三十分，《幹掉大老闆》，光點台北。

　　──100/10/20，晚間七點四十分，《我的美國舅舅》，光點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