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擁抱終止以前，所有的季節終結以後。

　　　　　　　　　沈眠／寫

幽默是很難的。幽默是嘲諷的精神，嘲諷則是幽默的形式，一如就像詩與詩歌的互為表裡。而在我看來，嘲諷分有三種，一種是對他人嘲笑，往往夾帶攻擊性，最後可能損人也害己；另一種是自嘲，相較前者的傷害性，這種自傷的諷笑，安全且留有餘地，不會惹發某特點對象的傷痛，不過，自嘲的限度就在那裡，有時候只是扮丑，未必能揭示什麼；最後一種則是針對社會體制、文明世界的大規模反諷，也就是不針對個體，是對群體發出的心智警訊，演示了人類的愚蠢、文明的癲狂、荒謬的情境等。

孫得欽的詩集《愚人之歌》及《愚人的花園》（《愚人之歌》外傳），想來是第三種嘲諷吧，是關於人們群像可笑荒唐的真正有所揭穿，尤其他的悟往往帶著奇異的笑感，當然了裡面深處盛裝著無可忍的悲傷，如〈我們的音樂〉：「許多年以後╱我們都知道了╱無論是鉗型寫詩╱還是未卜先知╱都是因為使用了旋轉門╱╱如此說來╱我們的時間╱就像音樂。」、〈奧義〉：「我只會很小範圍的事╱╱在一次次的放棄中╱我發現了╱╱奧　　義」、〈老婆語錄〉：「『我愛你』╱╱『你今天什麼毛病╱是不是吸了大麻』╱╱『妳就是我的大麻』╱╱『那你就不能合法地吸我了』」、〈我需要你〉：「需要╱是奴隸的遊戲╱╱當然╱還是可以玩╱前提是它╱真的╱好玩╱╱事實上╱如果它真的好玩╱就成了╱主人的遊戲。」

嘲諷是藝術，是一種重新令人認識事物與世界的方法，一種從普遍認知脫軌逸出的詩意，如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一掬塵土》、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第五號屠宰場》近乎殘酷地為我們打開了被層層簾幕遮掩住的文明、社會和人性之荒蕪瘋狂，《愚人之歌》亦然，在警語也如的詩句裡，令人品味到暗諷底下潛藏的、散發凜冽光芒的喜劇性。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的藝術》有寫：「悲劇性把人性偉大的美麗幻象提供給我們，帶給我們某種慰藉。喜劇性則比較殘酷：它粗暴地為我們揭示一切事物的無意義。我認為所有的人文事物都包含著它們的喜劇面向，有些是眾所周知、被承認、被開發過的，有些則是遮蔽隱晦的。真正的喜劇性的天才不是讓我們笑得最多的那些人，而是揭露了某個喜劇性的未知領域的那些人。歷史總是被視作一塊非嚴肅不可的領土。但是，歷史所未知的喜劇性還是在那裡。就像性慾也有喜劇性（雖然難以讓人接受）。」

非嚴肅不可，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字，就像昆德拉短篇小說〈沒有人會笑〉（《可笑的愛》）寫的那樣，每個人都擁抱自己的真理，鍥而不捨地追著別人的不正確，是這樣啊，在正義魔人的年代裡，幽默幾乎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昆德拉在〈耶路撒冷演講：小說與歐洲〉說小說家與扼結樂思忒（不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的永恆爭鬥：「……這些扼結樂思忒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相同，他們相信自己和心裡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

我想，《愚人之歌》的確縈繞著上帝的笑聲，孫得欽也不斷辯證、展現著對於真理的不確信，而此詩集也就彷彿是孫得欽所構組的莫比烏斯環，笑聲迴盪在正面、反面，甚至是反面的反面，如〈箭術與禪心〉：「現在打蚊子╱都會先裝作不在意╱再心平氣和╱無欲無求地╱出手╱╱甚至╱不必求快╱好像手╱只是剛好在那裡╱跟牠巧遇一樣╱╱這讓我╱多打到╱很多蚊子」、〈為了誰〉：「沒有打動你╱我很遺憾╱但我不是為了打動你╱而寫╱╱事實上╱我是為這天氣而寫╱為一株小草而寫╱為了剛剛發布的╱黑洞照片而寫╱╱事實上╱我只是為了自己而寫╱╱問題是我╱就住在╱╱你的靈魂裡」、〈初衷〉：「他所堅持的核心價值╱正是他痛苦的原因╱他卻以為╱╱是那些東西讓他活下來」、〈信念〉：「他抗拒的許多事╱正是讓他活下來的東西╱他卻以為╱╱那是他痛苦的原因」等。

而如是這般的人性觀察、情愛體悟，令得《愚人之歌》穿透生活的荒謬虛無，在各種非理性意見充斥的此時此刻，在無意義的後面，在詩歌的裡面，重新發現了生命的真實意義。

發表於《野薑花詩集季刊》第四三期。